據(jù)《漢書·竇嬰傳》記載，漢武帝劉徹當上皇位繼承人，也是經(jīng)歷了一番人們意想不到的大波折：景帝七年（公元前150年）春天，三年前所立的皇太子劉榮（景帝長子）被廢，重新確定一位皇位繼承人迫在眉睫。喜歡干預朝政的竇太后一再明白地向景帝表示，將來要把帝位傳給她所溺愛驕縱的小兒子、景帝胞弟梁孝王（劉武）。梁孝王當時占有優(yōu)勢，他在不久之前發(fā)生的吳楚七國之亂中因堵截叛軍西進、捍衛(wèi)京師立了大功，加上有太后直接插手，景帝只好附和，向梁孝王示意：“千秋萬歲后傳于王。”外戚竇嬰和大臣袁盎則堅持按儒家傳統(tǒng)辦，應當新立景帝次子劉徹（當時是膠東王）為太子。他們當著竇太后的面對景帝說：天下是高祖的天下，父子相傳是漢家的規(guī)矩，皇上哪能傳位給梁孝王？竇太后對此十分惱火，聲言不愿再見到竇嬰這位堂侄！
袁盎曾經(jīng)當過太常（掌宗廟禮儀，九卿之一），他從《春秋經(jīng)》上找到更加有力的理由：《春秋經(jīng)》上記載，宋宣公不傳位于子，而立其弟為國君，結(jié)果引起宋國五代的禍亂。專門解釋經(jīng)書“微言大義”的《春秋公羊傳》就嚴厲責備宋宣公的錯誤處置，而大力肯定由嫡子正系嗣位的做法，稱“君子大居正”。袁盎所舉《春秋經(jīng)》這番道理居然產(chǎn)生了巨大的效力，竇太后找不到辯駁的理由，只好不再提起此事，原先躍躍欲試的梁孝王也打消了這一念頭。于是劉徹才被景帝立為太子。
如今回過頭來看這段往事，在當時雙方僵持不下的情況下，《春秋經(jīng)》的確發(fā)揮了很大的作用，把劉徹送上了皇位繼承人的位置，否則，此后漢朝所走的道路或許就是另一種景象。到公元前141年，武帝登位，任命竇嬰為丞相，田蚡為太尉，王臧為郎中令，組成一個尊儒色彩鮮明的班子。過了五年，到建元五年，漢武帝設置五經(jīng)博士，次年起大批征用儒生，正式進入“罷黜百家、獨尊儒術(shù)”政策時期。
西漢初年黃老學說盛行，至漢武帝時期卻大興儒學。治國方針和學術(shù)思想出現(xiàn)如此“大換位”，原因何在？如果僅以武帝本人或幾位近臣對儒學的喜愛來解釋，那未免是過于表象之見。實際上，儒學的上升有其歷史必然性，它是漢初以來經(jīng)濟社會狀況發(fā)生深刻變化的結(jié)果。簡單地說，一是儒學主張的德政、仁愛、忠孝、君臣等級制度等，本來就是古代農(nóng)業(yè)宗法社會適宜的治國指導思想。漢初以來陸賈、叔孫通、賈誼等人正是從儒家思想出發(fā)，對施政提出了一系列建議，其成效人所共見。二是西漢初年社會殘破、經(jīng)濟凋敝，亟須休養(yǎng)生息，恢復民力，因此主張“清靜無為”的黃老學說大受尊崇。經(jīng)過七八十年的努力，到武帝初年，漢朝已經(jīng)具備強盛的國力，糧食、財物儲備充實，“家給人足”，鼓吹“無為而治”已不合時宜，需要改換全新的哲學、行動的哲學。主張以經(jīng)議政、積極作為的春秋公羊?qū)W說恰恰適應這種需要。
《公羊傳》是解釋《春秋經(jīng)》的三傳之一，專講“微言大義”，被認為是“為漢制法”。它倡導“大一統(tǒng)”，加強中央集權(quán)，推進國家統(tǒng)一；主張歷史演進的“三世變易說”，要求“改制”，革除舊法、創(chuàng)立新法。董仲舒因推闡《春秋》之義，成為群儒之首；公孫弘因為發(fā)揮《春秋》學說，策論經(jīng)武帝親自閱卷、拔為第一，后平步青云，當了丞相。董仲舒依據(jù)《春秋》經(jīng)義提出的多項施政建議，都得到武帝采納，正如《漢書·董仲舒?zhèn)鳌匪f，“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，立學校之官，州郡舉茂才孝廉，皆自仲舒發(fā)之”。他又廣收學生，下帷講學，弟子轉(zhuǎn)相傳授，使學派更加繁盛�！稘h書·儒林傳》載，因為武帝對《春秋》格外重視，曾特意安排了一次當場比試，讓通春秋穀梁學的江生與通春秋公羊?qū)W的董仲舒論辯，結(jié)果董仲舒取勝。由此漢武帝更加明確地支持春秋公羊?qū)W，“詔太子受《公羊春秋》，由是《公羊》學大興”。
武帝以后盛行的《春秋》學，實已兼有最高理論權(quán)威和法律標準的雙重地位，正如編撰《兩漢三國學案》的清代學者唐晏所說：“凡朝廷決大疑，人臣有獻替，必引《春秋》為斷。”《漢書》各篇中多有記載朝廷或官員將《春秋》作為決定疑難之標準的典型事例。首先，是拿來作為決定皇位繼承難題的依據(jù)。前面景帝時決定立劉徹為太子已是一例。后來，漢昭帝始元六年（公元前81年），幼小的昭帝繼承武帝皇位未久，此時才十二歲，發(fā)生了有人假冒為衛(wèi)太子（衛(wèi)太子是武帝原先所立太子劉據(jù)，九年前因巫蠱之禍逃出長安，自殺于湖縣）出現(xiàn)于長安未央宮門事件。其時情況真假難辨，群情洶洶，昭帝和大將軍霍光命令所有公卿將軍二千石官員前去辨認究竟，長安吏民圍觀者有數(shù)萬人。如此混亂的局面卻硬是被京兆尹雋不疑引用《春秋經(jīng)》一句話給鎮(zhèn)下去！他的根據(jù)是《春秋經(jīng)》哀公三年記載：衛(wèi)國太子蒯聵違背父命出奔，此后被拒于國門之外，對此“《春秋》是之”。因為這體現(xiàn)了家事服從于國事，下服從于上的道理！由于雋不疑搬出《春秋》這一權(quán)威，原先公卿大臣感到束手無策的難題立即找到處理的經(jīng)典依據(jù)，使在場的數(shù)萬官員百姓人人信服，再無二話，冒充太子者當即被逮入獄。昭帝對雋不疑大加稱贊，要求大臣們都以他為榜樣，“用經(jīng)術(shù)明于大誼”。又其后，昭帝卒，因無子嗣，立昌邑王劉賀繼位，結(jié)果二十七天便被大將軍霍光等聯(lián)名上奏皇太后將其廢掉，其根據(jù)就是《公羊傳》所言“王者無外”，因而迎立漢宣帝劉詢。
其次，當時也常常用《春秋》決獄。武帝時，張湯為廷尉，即奏請征用博士弟子通《春秋》《尚書》者補為廷尉史，因為熟習《春秋》即能判案治獄。當時最著名的斷獄案件，是用《春秋》治淮南獄。此事即元朔六年（公元前123年），淮南王、衡山王謀反，膠東王、江陰王陰謀策應，都因計劃敗露伏誅。這一特殊案件錯綜復雜，牽涉王侯及其他人員眾多，漢武帝命令董仲舒弟子呂步舒，“持斧鉞治淮南獄，以《春秋》誼專斷于外，不請，既還奏事，上皆是之”。當時用《春秋》斷獄形成風氣，董仲舒還著有《公羊董仲舒治獄》十六篇。此外，當時的大臣奏議也往往引《春秋》作立論之根據(jù)。如宣帝即位后，博士諫大夫王吉上書，引《春秋》大一統(tǒng)之義，要求選擇良史，以正風俗。還有丞相魏相、山陽太守張敞先后上書，據(jù)《春秋》譏世卿，要求削除霍氏權(quán)力，提高皇帝威權(quán)。
西漢時期把《春秋經(jīng)》作為治國施政的依據(jù)和學術(shù)思想的權(quán)威，是漢代歷史上的大事情，對于了解古代社會政治狀況和學術(shù)思想變遷影響至巨，值得我們作更深入的發(fā)掘和分析、總結(jié)。其中有兩點尤其有啟示意義。其一，一個時代盛行什么學說，其深層原因應從社會狀況及其變遷去找。漢初百業(yè)俱廢，因而需要實行“無為而治”的方針。至武帝時，因國家實力雄厚，需要興造制度，大有作為，于是倡導“改制”“大一統(tǒng)”、德刑兼用的春秋公羊?qū)W成為顯學。這恰好為理解“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”提供了有力的證據(jù)。其二，一種學說若想做到“與時俱進”，應當具有自我調(diào)整、自我完善的能力，否則其優(yōu)勢可能轉(zhuǎn)變?yōu)榱觿荨Ｎ鳚h公羊?qū)W盛行之時，即孕育著致命的弱點。董仲舒的學說是儒學與陰陽五行說的結(jié)合，他大講陰陽災異，助長了西漢后期鬼神迷信的嚴重泛濫，直至王莽利用圖讖之說取代了劉姓政權(quán)。西漢又把誦習《春秋》等經(jīng)書作為選拔士人的依據(jù)，今文公羊?qū)W說成為祿利之途，經(jīng)師們競相加上繁瑣的解說，如桓譚《新論》所說，秦延君為講《堯典》題目二字，用十余萬言。這種極端繁瑣的做法也表明其最終必走向末路。至西漢末年，出現(xiàn)了古文經(jīng)學與今文經(jīng)學的論爭，以講《左傳》為中堅，重史實、重訓詁的古文學派，壓倒了以講《公羊傳》為中堅，重解釋引申義理的今文學派，中國學術(shù)史翻開了新的一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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